唯识古学今学

◎ 杨维中

中国的唯识学，由于传承印度不同的思想系统而差别彰明。至唐初玄奘从印度归来奉护法系唯识学说为正宗，并以之为标准重译或改译了诸多早已传入中土的唯识经典，遂有了新译与旧译或称古学与今学之分。所谓中土的唯识古学是指南北朝时期由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、真谛诸僧传扬于中土的唯识学，今学则指唐代玄奘所传之唯识学。

唐代唯识宗诸大师将古学斥之为译文失实，显然难见公允。吕瀓先生认为，无著、世亲唯识之学先后一贯，后人祖述二家学说而推阐之者，是为古学；有演变两家学说而推阐之者，是为今学。此说有一定道理，然而将无著、世亲之学等而观之，稍失洞鉴。据研究，中土唯识古学、唯识今学之分，有弥勒、无著、世亲三家所论稍异之因由，亦有真谛、菩提留支与玄奘师承、弘扬迥异之因由。二者合力，遂有中土唯识古学、唯识今学的不同而分立。从中国佛教发展路向来说，地论学派、摄论学派所代表的唯识古学影响了中国佛学的基本范式，特别是对本土化程度较高的天台、华严、禅宗甚至律宗的佛学体系影响更为直接。而唯识今学则是中土法相唯识宗的正统思想体系。

瑜伽行派经典的汉译带来了中土僧众研习唯识经典的热潮。从佛教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来说，南北朝时期最为流行、影响最大的瑜伽行派经典有《楞伽经》、《十地经论》、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以及真谛翻译出的几部小部头经典，如《十八空论》、《决定藏论》、《无相论》等。由北魏、梁陈至隋，逐渐形成了以地论师、摄论师、俱舍师、起信论师为主力的专门传播唯识学的佛教教团。这些师，志向一致，思想上一脉相承，大多具有清晰的师承关系，不过还未形成与寺院的固定联系。

本书将要叙述的地论学派、摄论学派、起信学派，分别是以《十地经论》、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为研习、弘传重点的佛教团体。此外，作为唯识思想经典的《楞伽经》，也备受重视，以其为核心形成了楞伽师，但学界一般将其当作禅派看待。从历史的顺序而言，由玄奘创立的法相唯识宗是唐代佛教建立的第一个宗派。因为创宗者玄奘、窥基师徒长期住于长安大慈恩寺，故通称为慈恩宗。此宗崇奉印度大乘佛教中从弥勒、无著、世亲相承而下，直到护法、戒贤的瑜伽一系的学说，以《瑜伽师地论》为本且以《百法明门论》、《五蕴论》、《显扬圣教论》、《摄大乘论》、《杂集论》、《辩中边论》、《二十唯识论》、《三十唯识论》、《大乘庄严经论》、《分别瑜伽论》为支的所谓一本十支为典据，阐扬法相、唯识的义理，因此，又称法相宗或唯识宗。一般而言，与隋唐其它宗派，如在其之前的天台宗以及在其之后形成的华严宗、禅宗相比较，唯识宗继承印度佛教的比重稍大一些，但其并非一无创造。譬如玄奘的三类境说以及窥基及其弟子的理佛性、行佛性说等等，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学说。另一方面，玄奘在印度的活动说明，他的佛学创造其实已经融入了印度佛学之中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印度唯识学的组成部分。因此，与其将这一宗派的佛学思想当作印度佛学的直接移植，毋宁应该将其当作印度唯识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慈恩宗数传而衰，特别受唐代后期会昌法难以及唐末战乱的双重打击，北宋时期在佛教复兴并且逐渐繁荣的大背景下，此宗湮灭无闻，唯有部分学僧于遗留的唯识典籍中孜孜寻求真意，并且有零星的讲习者存在。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北宋初期的延寿等等。然而，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宗派而只能称为学。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了几百年，至明末有若干大师级人物，对唯识之学抱有殷殷之情，力图有所作为，但受典籍遗失不全以及时代思潮、佛教发展之大势等条件的制约，未能全其功。总之，由唐末至晚清，基本上可以断定没有慈恩宗而只有唯识学的延续。

唯识学于中土焕发青春的时机迸发于近代。在近代佛教复兴的浪潮中，唯识学大受重视，研习唯识之学的热潮遍及大江南北。僧界有太虚等，居士界则有南欧北韩，各地成立了不少以研习法相唯识学为己任的学会。一时之间颇有唐初唯识大受尊崇的气象。

从古以来，人们都以唯识为难治之学。也有一种观念认为，创立于唐代的唯识宗数代不传，成为绝学，似乎说明唯识观念在中国佛教中影响不大。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。首先，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，日常生活中流行的心意、意识、习气、 熏习、 现行等等语词，追根究底，都来源于唯识学。其次，唯识学的许多观念实际上早已经成为中国佛学的核心，只是因为一提到唯识，人们仅仅习惯于指称唐代玄奘所传的护法系唯识学，所以才有这些错误的观念流行。第三，如果从印度大乘佛学的角度看问题，隋唐时期的宗派除三论宗、净土宗之外，都与唯识学有深刻的、内在的关联，天台、华严、禅宗、律宗甚至密宗的教义只有在纳入唯识学的大视野之中，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。换言之，隋唐佛教的大师在创宗活动之时，几乎无有例外地或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唯识学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唯识学在近代以来的复兴确实其来有至，意义十分重大。

摘自《中国唯识宗通史 导言》